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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前夕鲜为人知的国共南北“三通”始末  

2014-12-08 16:30:22|  分类: 往事如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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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前夕鲜为人知的国共南北“三通”始末

    1949年初,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,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。但国民党政府仍妄想凭借长江天险,封锁南北各路交通,企图“划江而治”。由于国民党当局人为地切断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联系,人民不能往来,物资不能交流。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工业城市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地的民族工商业深受燃料、原料短缺的困苦,加上失去了北方广大的市场,已朝不保夕,奄奄一息。中国的航运业也遭受沉重打击,被迫缩短了航线。人民群众也深受亲友音讯断绝、骨肉难以团聚的痛苦。所以,一场要求国统区和解放区实行通邮、通航、通商的斗争开始了。中国共产党及时响应、支持和推动了这场斗争,使国民党政府的禁令被冲破,“三通”得以实现。

国统区的“三通”呼声  得到共产党的积极回应

     1948年秋开始,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伟大的战略决战,发动了辽沈、淮海、平津“三大战役”,迅速解放了东北全境和华北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。1127日,国民党行政院通过了《匪区海上交通经济封锁暨处理截获匪资办法》,对解放区及其港口、海岸进行严密封锁。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和国民党政府的威胁,我国各私营轮船公司被迫缩短了航线,使原已薄弱的中国海运力量重临崩溃的境地。由于南北物资交流和贸易的渠道被切断,上海民族工商业濒于破产,工商界急切地盼望国民党政府取消禁令,实行南北通航,进行物资交流。

    194911日,蒋介石发布《元旦文告》,宣布“引退”。上海4个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海外联营处,即日致电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说明通航华北的重要性。全国船联会派代表于111日赴南京,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准许国内航商前往华北各重要口岸,维护我国的航权。全国船联会代表12日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详细商谈,孙科起先表示颇感困难,代表认为政府准许通航华北是表示政府的和平诚意,孙科这才认为“原则可行”。

     121日,驻在上海的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、中国轮机师总会、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、淞汉区引水公会、中国船舶无线电员总会等5个高级船员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,通电蒋介石与毛泽东,电恳外国船舶“不得在本国两港埠间承运客货”,请准中国商船“行驶全国任何口岸,以维我航权的完整与一百数十万吨商船的生存”。同日,蒋介石宣告正式“引退”,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。

    翌日,李宗仁发表文告,表示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“八项条件”作为和谈基础,南京、上海一时和谈气氛高涨。5个高级船员团体建议上海航商派“维护航权”代表船1艘前往天津,电请国共双方切实加以保护。全国轮船业联合会决定组织统一配运机构,指定船舶行驶华北航线。

    126日,全国船联会理事长杜月笙、沪会理事长魏文翰,致电中共北平市长叶剑英并转毛泽东、周恩来,说明维护航权及恢复华北航运攸关民族利益与民生经济的重要,并表示拟即派代表赴北平谒陈通航办法。同日,全国船联会召开会议,决定委派魏文翰、张庆相(招商局天津分公司经理)、沈琪(全国船联会秘书长)等一行4人,飞往北平接洽通航事宜。但因为致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电报无法投递,退回原处,故暂缓去北平。

    128日,全国船联会与开滦矿务局经过协商,准备用30万袋面粉交换10万吨滦煤,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同意“准予试办”。22日,5个高级船员团体发表《为促请完成华北通航宣言》,希望国民党政府“应无条件地允许国轮通航华北,以示尊重国权高于一党利益的雅量”,希望中国共产党“应于国轮到达之处,加以保护”。27日,杜月笙、魏文翰致电中共中央,拟派“大上海”、“唐山”两轮北上,以30万袋面粉交换10万吨煤,并称“愿以最大的热忱,恢复交通,以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,而保障整个民族利益”。

    214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复电杜、魏,表示“恢复华北、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的发展,极为重要。对二轮北驰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”,并“嘱北平叶剑英市长、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”,指出“所谓‘华中、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’,纯系报纸造谣,先生等不应置信”。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通航的态度和立场,上海航业界、工商界闻讯极为兴奋。

   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大事,为了引起全党高度重视,中共中央还在215日发出指示,强调“对此事不应采取消极态度,而应看作是一件大事去做”,“不论何种轮船业、民航公司,都应当允许他们先在北平、天津、秦皇岛恢复通航,并做到通邮、通电、通汇,对于检查不可过严”;对付特务,主要应从群众工作和内线工作方面去取得成绩,而不是从限制交通、通讯方面去取得成绩。中共中央责成“总前委”及董必武、薄一波、彭真、叶剑英共同负责研讨,并提出具体办法以报中央批准。217日,中共中央发出给叶剑英的指示,指出:“杜月笙这次主张通航,就是为人民办了一件有利的事。”对杜的方针,“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”,“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”。

    中共各级组织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,积极开展工作。中共航运支部书记多次与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负责人金月石接触,宣传中共发展航业的政策,并派专人护送金到天津,参加南北通航的谈判。后来金月石在北平发表广播谈话,号召南北复航。共产党员金山在航运业、纺织业资本家中积极活动,劝说他们不要南撤,并以全国船联会理事长代表的身份直接参加了通航谈判。

国共两区间“三通”的  初步阶段正式完成

    在争取南北通航的同时,争取通邮的活动也在积极进行。

    1946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来,国统区与解放区长期交通阻塞,邮路断绝。到19491月,原国民党政府划分的全国36个邮区,已有长春、辽宁、锦州、山东(青岛除外)、河南、河北等6个邮区整个断绝通邮;山西、北平2个邮区仅存管理局;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陕西等邮区的局部地区也已邮路不通。而解放区的邮政局相继恢复,自成系统。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两大区域邮路阻断,人民彼此音讯隔绝。17日国民党政府的邮政总局承认:寄往解放区的邮件越积越多,短期内无前转希望。121日《大公报》发表社论,指出邮政是具有超然性的,任何原因都不能取消或限制人民利用邮政的权利,人民有通信的自由,为近世文明国家宪法所规定。(原作者:梁茂芝)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执行“戡乱”政策,通邮即“通匪”,因此谁也不敢冒此风险。蒋介石“引退”后,李宗仁开始执行“谋和”,这使通邮有了一线希望。而北平已签订的“休战协定”中有一条规定:邮政、电信不停,继续保持对外联系,这也为南北通邮敞开了一扇大门。

     在这种形势下,122日,上海邮务工会理事长王震百率先发表声明,促请邮政当局迅速采取有效措施,实行国共两区通邮,并建议暂以青岛作为双方信件的交换地,以后再扩展至全国。同日,上海市商会也电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暨交通部,要求“妥筹通邮办法,从速见诸实施”。124日,上海电信局局长郁秉坚发表谈话,主张国共双方在和谈前夕,“应先恢复邮电交通,以作双方通讯的桥梁”。

    经过大众的呼吁和舆论界的鼓吹,各界有识人士的多方奔走,邮政当局的积极推动,126日,国民党政府召开政务会议,正式通过“国共两区通邮问题”,决定“准予试办”。127日,中国航空公司派飞机试飞北平,上海邮政管理局即把200公斤航空信件托运往北平。128日起,上海恢复收寄天津平航信。上海邮政管理局试办国共通邮颇有成就,初步成绩尚称满意。因此,国民党政府交通部、邮政总局急电江苏、安徽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湖北、山西等省邮政管理局,令各地“因地制宜”,“就地设法通邮”。

    由于邮政当局仅与中国共产党地方上联系,尚未征询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的意见。于是,2月中旬,邮政当局委托先后北上的航业界代表和“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”与中共中央代为接洽。212日,魏文翰与航业界代表姜克尼等随满载面粉的“大上海”轮北上。18日到达秦皇岛,19日抵天津会见市长黄敬,20日到北平。21日,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宴请魏、姜一行,初步交换了意见。代表们还同人民政府农业部长宋邵文、北平市长叶剑英举行了会谈。会谈中对航权的维护、物资交换的种类、秦皇岛以外港口进出货物和旅客的检查、航行安全标识的设置、引水人员的配合、船员登岸的手续,都详细交换了意见,并决定在天津成立“全国轮船业联合会天津船舶统一调配委员会”,负责华北各港口船舶进出口处理事宜。关于通邮问题,航业界代表与天津邮政局冯树璋也已谈妥。“大上海”轮于223日载煤4800吨回到上海,完成首次商业通航。航业界代表于32日第二次前往天津,36日乘“大上海”轮返沪。

    国民党政府中的主和派、新桂系军阀以及上海的资产阶级,这时也正在推动与共产党的谈判。213日,由李宗仁指派的颜惠庆、章士钊、江庸及邵力子4人组成的“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”,作为和谈的前导,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飞往北上,途经青岛,于14日到达北平。杜月笙特地派自己的“得意门生”金山随代表团前去商谈通航问题。而金山实际上是中共党员,中共党组织通过他,掌握了代表团的底牌。15日,叶剑英会见并宴请各位代表,金山去天津协商南北通航问题。22日,颜、章、江、邵四老前往石家庄会见毛泽东,并与周恩来会谈两次,在和谐的气氛中,“对于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及通邮诸问题,广泛地交换意见”,中国共产党同意恢复国共区域间的交通及邮政,通航、通邮原则上已没有问题。

    31日,历时9天的华北解放区与上海间的通航谈判圆满结束。同日,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《华北区战时船舶管理暂行办法》,规定中国轮船向华北区航政局申请,经核准发给许可证,即可在外埠与华北区各港埠停、驶;轮船以载运货物和旅客为限,不得运违禁品;船员登陆后须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等等。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也批准了10艘轮船轮流驶往秦皇岛。虽然淞沪警备司令部作了苛刻限制,下令全国船联会:凡华北往返船只开航前与靠岸前,必须报请军方检查后方准开船与靠岸;船员名单呈报军方审查;未经核准的旅客,概不准搭载;船员私人物品须受检查与限制,严禁带“金元券”来上海。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禁令毕竟被打破了,上海航业界代表的使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

   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宣布:“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,正在同我们拉关系,南北通航、通邮业已开始。”至此,国共两区间通航、通邮的初步阶段,已正式完成。

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单方   关闭了“三通”大门

    随着上海巨轮穿梭往返,北煤源源南运,上海的煤荒渐见好转,给处境岌岌可危的上海工商界带来了生机。工商业资产阶级不满足于此,他们迫切要求“扩充易货范围,由燃料而推广于工业原料及必需成品”,“酝酿一项自救运动”,“促成两区广泛的物物交换,藉使货畅其流,各得所需。”徐、淮等地商界与上海、南京工商界联系,定靖江、裕溪口为交换口岸,以江北的煤、棉、黄豆、小麦与江南交换新药、棉织品、电器、糖以及工业品。

    1949317日,全国商会联合会及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理事长王晓籁,致电国共双方李宗仁、何应钦与毛泽东、叶剑英,提出实行南北通商,使“货畅其流”对于安定团结的重要性。同日,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颁发布告:凡给解放区或国统区偷运物资者,一经查获,船舶击沉,物资没收,人犯就地枪决。江防部队如有擅自私放物资渔利者,不论官兵,一律就地正法。

    为了促进和管理南北通商及与香港等其他地区的贸易,华北人民政府于317日成立了对外贸易管理局,机构设于天津,同时为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,繁荣经济,便利人民汇兑,决定让北平、天津与南京、上海、武汉及其他尚未解放的城市通汇,并颁布了《华北区区外汇兑暂行办法》。但国民党政府方面,对通汇根本“未作此准备”。

    上海市工业会评议会322日开会认为“华北通商为挽救当前上海工业危机惟一要图”。323日全国船联会特邀各界举行会议,讨论南北物资交换问题,各工商业代表一致认为要挽救目前工商业危机,只有恢复南北通航、通商。327日,上海市商会、市工业会及市轮船公司举行联席会议,通过了《南北通商草案》,成立了“交换物资管理委员会”,并派刘鸿生等赴南京,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通过《南北通商草案》与《交换物资管理委员会组织章程》。上海市工业会还拟定了货运的种类:上海北运货物分纺织、食物、化工、机电、日用品5大类,华北南运货物分农产品、矿产品、林产畜产海产品、工业品及手工品4大类。

    杜月笙以上海工业会理事长的名义,再次致电毛泽东、周恩来,呼吁南北通商刻不容缓。中国共产党方面很快就表示同意扩大南北交换物资的范围。王晓籁和杜月笙等还收到了华北人民政府外贸局负责人的复电,复电指出:保护民族工商业乃解放区的既定政策,对国产货物“免征进出口税”。随着417日“大生”轮返沪,以30万袋面粉交换10万吨煤的南北第一期粉煤易货合同额满,随即签订了第二期交换合同。为了促进南北通商,上海市工业会、市商会、船联会决定成立南北易货联营处筹备委员会,杜月笙为主任委员。420日,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孙越崎在上海举行茶会,招待上海工商各界领袖,表示可继续以南粉交换北煤,对南北易货,主张不必限制太严,由人民自由贸易。

    正当全国人民翘首以待和平能早日实现,“三通”能进一步扩大时,国民党政府拒绝在《国内和平协定》上签字,国共和谈破裂,国民党军方下令封锁了长江南北航运,发现船只立予击沉。427日,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在广州举行第五十六次会议,议决“对中共区邮电汇兑一律停止”,国共南北间的首次“三通”宣告结束。(原作者:梁茂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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